Jackson将慈善歌曲安排在演出的最后一个节目压轴。“他带来的这首新歌‘What More Can I Give’却由于台上歌手配合上的问题显得很混乱，”《纽约时报》评论说。

这可不是个好兆头。其实这只歌早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有了雏形，“What More Can I Give？”不过是由Jackson再作了一番加工而已。

1999年4月Jackson承诺为身在科索沃地区的阿尔巴尼亚儿童创作“What More Can I Give？”以筹善款。当年分别在汉城和慕尼黑举行的两场慈善演唱会虽然都以这首歌名做主题，但Jackson都没有表演这首歌。他承诺的录制该曲目以及为科索沃筹款等计划也都成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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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第二天，10月22号星期一，Becker到Schaffel和Hugo下榻的饭店找他们但未能见到二人。饭店人员告之由于前一晚的演出Jackson一行都在房间休息。

“我们最后终于在周二Hugo去机场的途中遇到了他，”Becker说。Hugo向他们保证Schaffel一回洛杉矶就会将支票兑现。“这是我最后一次联系上他们。之后，我只是从对方律师口中得知一切信息，他们坦白Schaffel和Hugo不可能付钱给我。他们就这样骗了我。”

类似经历还发生在纽约制作人Mark Haefeli身上。他花了19,000美元送一些制作人员前往录制现场，但Schaffel的要求极为苛刻亦不寻常。他现在也跟Becker一样找不到地方把钱讨回来。“在娱乐界，我就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事，”他说。

“我以为那是Michael Jackson的公司。他们用这个名字肯定也是为了达到这个效果，”Haefeli说。他接到通知要送些录制人员到Burbank录音室进行拍摄，因为Jackson当时同Rebe MacIntyre和Boyz II Men的Billy Gilman在那里录制歌曲片段。

Krehbiel说他主要负责为录制过程拍摄幕后花絮，在此过程中本来布什总统还打算打电话过来。Krehbiel说那里的工作人员花了好几个小时布置Jackson将接通总统来电的周围灯光——在他看来他们把灯打得太亮了。“无论Jackson走到哪里，他的灯光师会在每个角度打足4000瓦的灯，”Krehbiel说，“把他照得那么白，整个镜头都得变花了。对于细节我不作评论。你在画面上只能看到一张嘴和两只眼睛浮在空中。”

Krehbiel说这并不是Jackson方第一次提出这种奇怪要求。他说，几年前他受雇为Janet Jackson拍摄幕后花序，其兄也会出现在这些镜头中。“‘不要那样看着他！别老盯着他看！’他手下一直这样提醒我们。每个人都得离他11英尺远，当时我就想，‘他们怎么会对距离提出这样具体的要求呢？’我还对他们说，‘嗨，等等。我是摄影师，不可能不看他。’”

当Burbank录音棚中的灯光都围绕那部电调试完毕后，Krehbiel说道，他便开始拍摄Jackson和MacIntyre的录音过程。“那首歌很棒，”他说，“没能发行真可惜，因为那确实是首很棒的歌。”

后来他说，有消息称总统不会打电话过来了。“他们对我们说总统没有时间打这通电话，”Krehbiel说。

Haefeli说Schaffel次日来电告之他对他们的工作非常满意并希望Haefeli能让其工作人员在此进行一周的拍摄工作。可后来，一个周日的深夜，Schaffel却打电话说Krehbiel拍的东西根本没法用。

“Schaffel说那是他们有生以来见过的最糟的东西，没有一点儿用得上。我当时就知道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Randy Krehbiel是圈内最优秀的摄影师之一，曾经为Paul McCartney，REM，和滚石乐队等名人拍摄过。他非常优秀，所以绝对不可能他拍出来的影片一点儿都用不上。就算灯光打得不够理想，他都能拍出很好的效果来。”

于是Haefeli便要求对方将录影带退返，不过至今他也没拿到这些带子。

之前Jackson宣传人员数次对外称歌曲将于10月发行，可后来又顿时没了任何相关音讯。Haefeli这边还忙着跟Schaffel打拉锯战时，另一边的Becker已经跟Neverland Valley（Schaffel的娱乐公司而非Jackson的公司）代表律师进行了数周谈判。Schaffel方律师对Becker所签合同的合法性提出置疑。这样僵持了一段时间之后，Becker也对此感到疲惫不堪，便于11月底向白宫友人Kuo先生求助。

“Kuo说，‘我先打几个电话，’随后20分钟，Michael Jackson的律师Karen Langford便给我来了电话，”Becker说。

Langford很有礼貌也为他提供了不少帮助。但在他俩的谈话和邮件（Becker后来将这些邮件提供给了记者）交流中，Langford向其暗示Schaffel和Jackson的关系已经不如从前。

在Becker同Langford通电话时，Becker回忆道，她暗示Schaffel和Jackson的合作关系并不在于该歌手的“一般”事业“渠道”。

记者后来接到了一封Jackson律师来信，信中声明Jackson于11月了解了Schaffel的背景并已经终止其与Schaffel的合作关系：“鉴于这些信息，Jackson先生……终止了与Schaffel先生的一切生意往来。”

记者就此找到了Schaffel的代表律师并向其提出这样的问题：那位三级片导演和这位流行歌手有着多年友谊，在这种情况下Jackson真的会不知道自己的朋友是做什么的吗？“我还没准备好对这个问题做任何评论，”这便是Byrne对上述问题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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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Jackson的新任律师Johnnie Cochran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中称该歌星将对其唱片公司索尼提出法律诉讼，因为索尼并没付给自己足够的版税。Jackson还召集了不少歌星指责唱片公司这一行径。就此该艺人拉开了抗议索尼种族歧视之战，不过后者对此未做出任何反应。同时Jackson还宣布要提起其他一系列诉讼（虽最终并未成形）。抱怨自己在“What More Can I Give？”计划中赔了12万美元的Becker也成了该歌手的起诉对象。

Becker仍然不忘Schaffel及其Neverland Valley娱乐公司对自己做过的一切。一月份他在给Jackson代表律师Langford的信中写道整个工程简直就像是Schaffel“可能还有Jackson本人”设计的“阴谋”。

Jackson代表律师Zia Modabber即刻对这封邮件做出了反应，即Becker企图“通过恐吓邮件”勒索该歌手。Modabber毫不示弱地回复了Becker邮件，告之“我们会采取一切合法行为让你对自己说过的话负责。”

Becker说他感到惊讶不已。“很自然，”看上起一脸厌烦的他说道，“调查罪犯免不了让清白之人也牵涉进去。”

为了把钱讨回，Becker现还在琢磨如何对Schaffel和Jackson提起诉讼。有人说目前这一幕非常讽刺——现在是Schaffel遭人起诉诈骗，而10年前却是Schaffel以同样原因起诉自己前情人。

“What More Can I Give？”可能还得再进行第三次加工才能真正成为Michael Jackson完整的慈善歌曲。

ID Medical公司总裁Rob Gordon说他的公司打算将歌曲版权从Schaffel那里买过来。他预计这个消息（歌曲版权转让）马上就会对外宣布，但是至于会否将其发行还得取决于Jackosn本人的意愿。
 
他说就算要发行这只单曲，也不再适于作为9/11慈善单曲发行（时间已经拖得太久，“人们对此早就失去了热情”）；希望单曲筹得善款可以献给各个儿童慈善机构。

对此，Becker则表示：除非拿到支票否则他不信Gordon说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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