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陪审员回忆受到的威胁和恶性邮件
当Michael Jackson猥亵男童案的陪审团将对这位超级巨星的命运一锤定音时，其他所有人也将结束对陪审团的“审判”。
在这类受到高度关注的案件中，陪审团往往是案件的关键。陪审团由哪些人组成？他们以什么谋生？以及审议过程中的主导力量，这对于那些分析裁决结果的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人基本上认可陪审团工作的重要性，但并不认为这项工作会给陪审员带来负担。根据哈里斯国际组织于8月协助美国律师协会所做的调查表明，许多人期望可以胜任陪审员的职务。
正如法官Rodney Melville于本月早些时候向陪审团候选人强调的那样，“陪审团工作是公民的义务和职责。”
“自由并不是免费的，”法官Melville说道。“陪审团工作就是自由所要付出的一部分代价。”
他的弦外之音就是，审讯的开销是庞大的、巨额的，甚至是令人瞠目结舌的。其他几例高知名度案件的陪审员，都对被媒体曝光感到难以适应，他们因此搬家或者更换了电话号码。一些人还受到了死亡威胁。
虽然重压重重，但是仍然有人认为，坐在闪光灯聚焦下的陪审席上，是在尽一个优秀公民的义务。
没有评判
“法官告诉我们，我们的名字不会被泄露，同时，我们也不该因为我们生命可能受到威胁而影响我们的判断。”Retta Kossow说道，他是Ojai的居民，曾在1992年洛杉矶警员被起诉殴打Rodney King的案件中担任陪审员。
但是当时他们的名字被泄露了，陪审团——他们宣告这些警员无罪，这起案件在当时引发了洛杉矶当地的暴乱——收到了死亡威胁、淫秽电话以及恶性邮件。
Kossow因此数月离家在外。其他有些陪审员则搬了家。有个人出于安全考虑还买了把枪。所有的陪审员都选择不把电话号码登记入册。
“不是所有人都经历过这一切的。”她说道。
整个审理过程将使你远离自己的工作和家庭。政府只会支付你每天15美元的报酬，而大多数的私人雇主不会在漫长的审讯期间提供薪水。当地、该州和联邦政府的工作人员，却会在审讯期间拿到他们的薪水。
你要对所听到的有关案件的信息进行保密，克制住不与最亲密的人，甚至是与你共事的陪审员讨论案件——每个人都要在连续的几天、几周、甚至是几个月的时间里和另外11个人相伴相随——这段经历会对陪审员个人造成损失。
“它会带来重压。你不可避免会感到压力，” Kossow说道。“但是你和证据相伴，听随法官的指令，坐在四周围起来的环境下。”
最终，你希望自己给出了正确的裁决。Kossow说，没有经历过陪审团所经历的一切，就枉自对他们进行评判，是不公平的。
在一些案件中，例如殴打Rodney King的警员的审判，O.J. Simpson的审判，和Jackson的审判，在这类审判中，陪审团自身也会不可避免地被人评价，David Graeven，旧金山审判行为咨询处的负责人说道。
陪审团候选人——他们住得离这位歌手位于Neverland牧场的世外桃源很远——已经成为了案件的一部分。
Jackson案件的审判所引起的关注，即使在那些吸引全球关注的高知名度的案例中，也是独一无二的，Graeven先生说道。他是一位设计和测评模拟裁决，并且为律师审理案件提供建议方面的专家。
虽然名人效应和随之而引起的关注不应该影响陪审团,但它们还是给陪审团的工作带来了难度。通常来说，人们一般通过歪曲事实来逃避担任陪审员的义务，但是，在类似的名人案件中，却有人设法进入陪审团。
陪审团应该被隔离，并且以陪审团为单位进行工作，Graeven说道。陪审团的审议有其独自的评估标准和分寸。如果陪审员个人居心叵测或者拒绝参与集体讨论，陪审团就会将其开除。通常的情况是，其余的陪审员将会孤立他（她），也许会不再与他（她）进行交流。
“这是一股强有力的力量，” Graeven说道。
生活随之发生改变
当陪审团的这股力量出了错，对于陪审员来说，就会扰乱人心，甚至让人难以忍受。当一切进展得顺利，这段经历将会很圆满。
“这是我一生中最明确的经历之一。”谈到3年前，在圣巴巴拉参与一起谋杀案的审判工作时，Eric Little说道。
Little说他对司法系统比较熟悉。听说了案件的具体细节——在那起案件中，17岁的Graham Pressley被告以于2000年拐骗并且杀害15了岁的Nicholas Markowitz——后，他女儿们的关系更进了一步。
“这对我的生活来说很重要，它改变了我的生活。” Little说道。他从事一种水上运动，在戈拉塔（加利福尼亚州南部一城市），这是一项带有冒险性的旅游产业。Pressley面临过两次审判，在第一次审判没有作出裁决后，第二次审判陪审团裁决Pressley罪名成立，并将其送进加州的青少年权力机构，他将在那里待到2008年。
在如此小的一个社区，Little和他的陪审员同事不久就发现，他们不得不为他们所作的裁决进行辩护。Pressley的辩护律师因为陪审团的“无情”，把他们称为“态度冷淡的人”。
编辑以书信方式对陪审团进行攻击。街上的人们抗议Little。于是，他强迫自己为自己辩护，为报纸写去了一篇评价。
陪审团并非无情，Little说道。但是陪审员们要听从法官的指令，法官为他们描述了他们的职责和法律条文。
“个人的人品，价值观，或者是情感因素没有任何立足地，” Little说道.“在某种程度上，你应该屏除自己作为一个人的观念，来作出这个重大的裁决。”
我们需要善解人意的公众
从报纸上获知案情的人，或者甚至是那些坐在法庭里的人，他们与陪审团看到的并不是案件的同一面。陪审团不被允许阅读、观看任何有关案件的东西，或者是独自研究案情。陪审团成员只能吸收审判时呈现给他们的证据。
John Mostachetti，戈拉塔的一位道具员，曾经费时3个月在1997年Diana Haun的谋杀案上担任陪审员，Diana Haun是奥克斯纳德（加利福尼亚南部一城市）的一个杂货店工人，因为杀害了她情人的妻子，Sherri Dally，被判死刑。
虽然陪审团中有2位是Haun的亲戚，Mostachetti从未想过要置疑陪审团的裁决。他很满意裁决结果。
当年的这起案件引起了很大的关注，Ventura县的最高法院被迫从圣巴巴拉借来陪审团。审判的陪审员们每天早上起来搭上开往Ventura法庭的公共汽车。Mostachetti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避开媒体关于此案的一切报道。
“我不得不改变我的习惯，”他说，这就意味着没有报纸，没有电视新闻。但是“我觉得体育新闻没问题。”
无论何时他想看电视的话，他都会把遥控器放在旁边，以防电视台突然插进案件的最近进展。他说他感到了审议的压力。
“我们知道案件的重要性，” Mostachetti说，“我们知道裁决结果意味着生或死。”
但是，最终，他说，他担任陪审员的过程是段积极的经历。
“我看待陪审员职责的方法是，如果是你或者我接受审判的话，难道不希望那些和自己有利害关系的人，或者是那些善解人意的人来担任陪审团成员吗？”他问道。“如果我们都说不想卷进纠纷，那么这个系统就土崩瓦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