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被媒体期待的证人斯坦·卡兹，是比佛利山庄执业的心理医生。他曾私下对调查人员说：“杰克逊只是一个像10岁孩子的人。你知道，他会做一些10岁孩子和小伙伴们一起干的事情。你知道，他们会手淫、看电影、喝酒。你知道的。他根本不是什么恋童癖。他真的只是一个心理年龄退化在10岁左右的人。”卡兹是第一位就本案有关问题与指控男童交谈的心理医生，也是他向警方提出有关性侵犯指控。但该医生被挖出与美国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一桩猥亵儿童案件有牵连。卡兹医生所在的组织，儿童国际协会，当时坚持他们已经发现了曼哈顿湾的McMartin幼儿园内发生的猥亵行为和邪恶仪式。他们在采访了400名当时以及曾经在那里上过学的学生后发现他们中竟有369人都曾遭到过性侵犯，包括：被引诱到地道，被逼做一些怪异的敬拜恶魔的仪式，比如挖掘棺材，在洗车场被强奸还被录影以满足那些成年性侵犯者的某些淫秽目的。但后来证实，调查初期儿童们都否认有任何不正常的问题存在，而后来调查者们便开始诱导这些孩子。孩子们被一遍又一遍地问及他们有没有参加过某种“游戏”，或是他们的老师有没有碰过他们。如果他们否认的话，调查者就会骂他们“笨”。如果他们给肯定的回答，调查者便会夸他们“聪明”。结果所有被告当场无罪释放。

如此之多的问题证人，没有性侵犯场面的物证，没有DNA证据，自称受害者的是未成年的孩子，没有人亲眼看到犯罪行为。记者招待会上，1号陪审员，62岁的土木工程师雷蒙德·霍特曼说：“我认为杰克逊至少猥亵了两个男孩，但并非原告。但作为陪审员，我们面临的挑战是不让自己的想法影响到被证据证实的实情。结案时，我们必须权衡证据和疑点。只要还存在着任何对证人的合理的怀疑，我们便不能判被告有罪。”

谁是弱势？

2005年6月13日14时，杰克逊被当庭宣布无罪后，《纽约时报》在报道中提到了辛普森案。1994年，同样是6月13日，0时09分，洛杉矶警方赶到现场发现了辛普森被谋杀的妻子。

在专著《最好的辩护》中，辛普森案的辩护律师德萧维奇指出了美国司法的13个关键性游戏规则：“规则一：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刑事被告是有罪的。规则二：所有的辩护律师，检察官和法官了解并且相信规则一。”

但德萧维奇毫无愧意地解释道：“在我们的诉讼制度里，所有的参与者，包括刑事被告、辩护律师、检察官、警察和法官，都在寻求他们自己和职业利益的最大化。虽然在这个体系中似乎没有人对正义感兴趣，但讽刺的是，最终的结果却正好是一种粗糙的司法正义——宁可放过十个有罪的人，也不能误判一个无辜者。”所谓排除一切合理的疑点才能定罪，含义即在此。

但并非没有律师质疑杰克逊案疑点的“合理性”。玛莎·克拉克，辛普森案败诉的检察官指出：“当巨星成为被告，对于证据的要求就会一高再高。所谓排除合理疑点定罪，就会变成排除一切疑点定罪。”专栏律师安德鲁在《纽约时报》上撰文指出：“这个案子开创了一个新的判例，我们不仅需要无罪的原告，也需要不以金钱为目的的起诉动机。”这位律师甚至提出：“陪审团只听了控方的证词，甚至根本没听辩方的证词。如果控方只让原告出庭，而不让原告的母亲出庭，结果就会不同。”

对此，圣芭芭拉高级地方检察官劳恩·佐南说：“我们接手这个案子时就知道会遇上很大困难和问题。原告是个问题家庭的13岁男童，他要对一位超级巨星提出控诉。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根据家庭状况保护那些孩子，我们面对的多数受害者都来自问题家庭。那也是他们容易受伤害的原因。”

结案后，检察官汤姆·斯奈顿在MSNBC采访中透露，裁决后，15岁的原告很失望，“现在全世界的人都知道陪审团不相信他的话。对此他无法理解，情绪十分低落。我得让他抬起头来打起精神，告诉他，他是个勇敢的男子汉，而且做了自己该做的事。”

尽管陪审员一再声称他们对原告和名流一视同仁，但原告遭到的诚信质疑并没有在麦考利·金身上奏效。有评论认为，好莱坞表演经验帮助麦考利·金面对检方暴风骤雨般的盘诘镇定自若。他承认，在去百慕大群岛的旅行中杰克逊送过他一只昂贵的劳力士手表。但同时表示：“我不是一个穷人，也不会觉得这有多惊奇。”当被检方问到是否可能在其睡着的时候被杰克逊侵犯，麦考利·金回答说：“就我所知，这从未发生，我认为不可能。”

6月14日，盖洛普的通宵民意调查显示，48%的美国人不同意杰克逊获得无罪判决，同时只有34%的人同意。62%的人认为杰克逊的名气是宣判结果无罪的主因。也有人将此归罪于地方检察官汤姆·斯奈顿的刚愎自用。这位在当地人称“疯狗”的权威人物，花了上百万美元搜寻证据：拍过杰克逊下身裸照、拆了杰克逊的床寻找原告的DNA、出动70名警察搜查梦幻乐园，但却忽略了原告母亲的可信性。

当记者问道：“这个案子里，你认为原告的母亲比杰克逊罪责更大吗？”

“我愿意发表自己的看法，但不是现在。”10号陪审员宝莲·科克孜说。

（感谢张锐和迈克尔·杰克逊中华传媒网对本文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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