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hael Jackson娈童案中检方和辩方的律师们都雇用了知名的陪审团顾问，但是他们在这个案子上的成败还是没有人能够知晓。

一些法律观察家们说陪审团顾问是一门科学，又混和了一点艺术。

但是批评家们说那个是巫毒一类的东西。

“使用陪审团顾问就像是让一个陌生人帮你选老婆，”一个杰出的辩护律师说道。

大部分的顾问都同意大约有70%的可能性正确判断出陪审团成员是否偏向辩方或检方，这意味着他们有30%的几率犯错。

那些几率足够保持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现陪审团顾问们忙碌的。他们在一些名人的案子中，例如Martha Stewart, Robert Blake和Scott Peterson，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全国闻名的审判顾问Paul Lisnek说律师们有责任去使用任何工具去了解社区，揭露潜在的偏见和制作一条故事线索来帮助陪审团了解案情。

“不这么做也许就是玩忽职守，”Lisnek先生说到，他是《隐藏的陪审团》一书的作者，书中他攻击到被他称作“公平的神话”和“公正的陪审团”的概念。

“人们在听取证据的时候总是认为他们能把自己的态度、价值观和偏见放到一边，况且法庭也这样要求他们，”Lisnek先生说到。“但是事实上人们总是在原地打转。他们通过自己的世界观——包括他们的态度，价值观和偏见，来做决定。”

“当你在犯罪案件中讨论人们的自由的时候，我认为律师有责任去学习各个民族的风俗习惯，这样他们才能更好的帮助他们不同层次的客户。”

Lisnek先生在他的书中写道：“审判不是讨论被告是否犯罪，而是讨论起诉是否能证明他所做的已经超出了合理的怀疑。”

其他的知名陪审团顾问都同意这个观点。

“这是关于胜利的——很明显，”陪审团研究协会的Joseph Rice说道。“虽然双方都说他们想要一个公正公平的陪审团，但是实际上他们想要的是会偏袒他们的陪审团。这就形成了一个对抗性系统。双方都从自己的角度出发不择手段。但是随着双方互不相让的较量，真相浮现出来，公平的陪审团也出现了。”

但是不是所有人都相信陪审团顾问物有所值，他们的费用达到了6位数。

著名的辩护律师Gerry Spence，75岁，50年来从来不用顾问帮他挑选陪审团而且还从没失败过，他为之辩护的著名客户有前菲律宾第一夫人Imelda Marcos，白人独立派Randy Weaver和激进主义分子Karen Silkwood一家等。

“就像任何巫毒一类的东西，它的奥秘就是陪审团顾问都说只有他们才能看的出来，而你不行，”Spence先生说到，他是一个Montecito的临时居民。

“陪审团顾问在法庭里使陪审团成员觉得他们是在被分析，他们讨厌这样。”而且陪审团顾问没有任何责任。他们选择陪审团。然后拿钱走人。

Spence先生指出，陪审团成员要和律师交谈，而不是和陪审团顾问交谈——所以律师应该选择他们。

“律师们之所以经常使用陪审团顾问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照实陈述或者他们不知道如何与人交谈，”Spence先生说道。“在法律学校他们从没学过这个，所以他们雇陪审团顾问来挑选陪审团，这样就没有人责怪他们做出错误的决定了。他们必须找出些替罪羊。”

“但是使用陪审团顾问就像是让一个陌生人帮你选老婆。从某些角度来说，在审判过程中你和陪审团就像是夫妇。他们也许信任你关心你或者不管不理。我们教律师们如何挑选陪审团，如何与陪审团成员建立联系—这才是最重要的部分。”

陪审团成员从类似的审判中搜集信息，其他的研究也很有用，Spence说道。“但是你不需要顾问去做这些。你可以自己做。”

在Jackson案中，Howard Varinsky曾在Peterson，Stewart和Timothy McVeigh案中帮助挑选陪审团，将帮助检方。J. Lee Meihis曾在John E. du Pont和Blake案中工作过，将帮助辩方。

Jackson案的律师们今天在顾问们的严密注视下将开始会见潜在的陪审团成员，做笔记并和顾问们商议。

在出庭前，陪审团顾问也许会花几个月做调查，分组调查甚至模拟一个审判—都是在为陪审团的选举做准备，或者，像他们说的，“拟选举。”

“很显然Jackson一方会集中关注社区的意见，根据他在社区里的形象我们也要采取相应的对策，”Lisnek先生说道。“他们肯定做分组调查。我对你保证至少检方已经模拟过这个案子了。他们给出论据，主题让他们精心准备然后回答。这样律师能得到惊人的信息，因为当他们钻到这个案子里很长时间以后，他们就跟现实脱节了，对案子的影响力也下降。”

调查和特别关注的结果可以得出一个概括，他们想要谁进入陪审团，或者更重要的是，他们不想要谁，Lisnek说道。这些概括在律师会见潜在的陪审团成员的时候会被用到—正式Jackson案的律师们今天所做的。

一些人抱怨说陪审团顾问使得有钱人得到了不公正的优势。大多数的被告花不起4到5万美元来得到庭内挑选陪审团的协助。当更多的审判前的调查展开的时候，费用会超过10万美元。然而，一些陪审团顾问定期的提供免费的公益服务。

大部分的陪审团咨询出现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早期，当时一些有组织的社会学家在哈里斯堡市协助为被审判的反战人士辩护。八十年到早期，Joyce Tsongas共同创建了美国审判顾问社。

陪审团顾问在受到高度关注的案子中更加引人注目，例如O.J. Simpson案，在Jo-Ellan Dimitrius挑选的陪审团宣告橄榄球明星无罪的时候。

陪审关顾问是一个没有规则的行业，不需要执照，但是美国审判顾问社发展出了标准。堪萨斯大学和马里兰的汤森学院有提供训练的课程。

大部分的顾问有社会学，心理学或人际交流的学位。有一些就是学法律的。边缘一些的，有些顾问有演戏经历，他们给律师发声和运用空间的建议，还有一些则通过笔迹来判断潜在的陪审团成员。

“所有这些领域里面，在训练方面法律背景是最没用的，”Rice先生说道。“陪审团顾问的主要工作是通过举办研究练习帮助团队有效的评估他们的案子。与此相联系的是提醒律师如何通过交流来选置人们，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领域里心理学家比律师更有效的原因。

“律师从他们特殊的观点出发来观察世界，”Rice先生说道，他是一个临床心理医生同时也在研究所里学过法律。

“真实的人不会那样想问题。一般的人把审判看成一个故事，所以他们需要把一些法律问题转换成讲故事的方式。”

陪审团顾问所用的分组调查和传统的市场调查完全一样，Rice先生说。

“GM和其他制造商已经做了几十年这个工作了，”他说。

“他们用分组调查去测试产品，看看哪些顾客喜欢，哪些不喜欢。你对待陪审团必须像对待顾客一样。但是对于General Mills这样的公司，他们只需要把一盒麦片卖给从走廊经过的10人中的1人。我则必须把我的产品卖给12个陪审团成员中的每一个人。”

模拟审判很有用，因为律师们能从深思熟虑中学到东西。

“当他们共处一室的时候，你能看出谁是主导谁是随从，什么样的论点能胜出，”Rice先生说。

“你开始明白陪审团程序中的组合动力，这就是和其他情形不同的地方。”

陪审团问卷是另一个有价值的工具。

“这是你能得到的最公正的信息，”他说。

“一旦你进入到法庭开始问问题，他们就变得不象在问卷上那么坦率了。他们会给出更加适合社交的回答。”

在法庭里，Rice先生会对整个人做笔记：“我不会看他们明白表现出来的肢体语言。我会注意他们看的书，当他们进入法庭的时候胳膊底下夹着什么东西，他们对待这个程序有多认真。”

他不会从陪审团成员交叉的胳膊上得到太多信息，因为他们坐着的时候胳膊总是交叉的。“我会看到他们如何回答双方律师提出的问题。如果他们的胳膊只是在我的律师站起来的时候交叉，那我就该留意了。”

陪审团选举的全部意义在于预测未来，他说。

“我们在试图预测陪审团将如何做决定，”Rice先生说。

“对未来的行为最好的预测家就是过去的行为。你总想找出这些人在他们的生活中都做出过什么样的决定。例如，我不关心Jones小姐是个护士，但是我关心为什么她要学护理。你总是想让律师问‘为什么’。对我来说，一个人在路上拿着叉子作出一个决定更有价值。”